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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【2】

2019-01-04 14:50

  本书名为《“”兴亡》,理所当然在开头,对于“”的来历以及“”中的“四结合”,略表几句。

  “”,是对于“”的最初的叫法。这样以地域定名,未免使上海人反感。于是,又有人称之为“四联帮”。最后,人们称之为“”。

  所谓“”,也就是指及其同伙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这四人所结成的帮派。“”一词,是对于派集团的一种简明、通俗的称呼。

  在这四人之中,是首领。但是,在四人之中,的职务并不最高,她只是中央局委员。由于是夫人,亦即“第一夫人”,所以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,使她成为“”中的首领。

  在四人之中,职务最高的是王洪文,担任中央副、中央局常委。

  “”中的“智囊人物”是张春桥。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城府很深的人。他的职务是中央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。

  姚文元,人称“的金”,在中国文坛上以“大”起家,进而成为中国的“总管”,是一个“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”。他的职务是中央局委员,主管宣传工作。

  “”中的四人,通常按王、张、江、姚为序,称之“王洪文、张春桥、、姚文元‘’”,那是按职务高低为序排列的。

  实际上,“”是这样实行“四结合”的:的“旗子”;王洪文的“位子”;张春桥的“点子”;姚文元的“笔杆子”。

  说实在的,张春桥在面前,虽然总是装出一副的姿态,但是打心底里,他并不一定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!他处处“”,全然因为她是“第一夫人”,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。在张春桥的两次炮打危机中,都是由于拉他一把,才使他脱离险境。

  至于姚文元,向来对他言听计从。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。在姚文元面前,他永远是“老上级”。

 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,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——绣花枕头而已。此人胸无点墨,在张春桥掌握之中。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闹点别扭,毕竟张春桥三分。

  “”最初被称之为“集团”,这表明他们是中内的反对派。后来在受到最高审判时,被定为“集团”。“集团”一词是精确的法律名词。

  第一,以命名,表明是首领,而不是最初称之为“王张江姚‘’”,容易给人以王洪文是首领的。

  第二,指明性质是“集团”。“集团”要受党纪处置,而“集团”要受国法制裁。

  “”最初被叫作“”。“”一词,最初是谁首创,也不得而知。

  有人说,首创权属。固然,从中央局会议的记录上,可以查到是最早提到“”、“”,但未必就是首创的──因为极有可能是听了某人反映的情况,这四人关系不正常,在中央局内拉帮结派,人们称之为“”、“”,于是在局会议上对这四人提出了。这“某人”已经很难考证,但是的讲话记录倒是可以查到。

  常在一些书籍、报刊上,写及1966年“”之初“”如何如何。在的文献纪录片《国元帅──》中,也说老帅们在“二月逆流”中如何跟“”作斗争……

  “”是在王洪文进入中央局之后才形成的。本来寄希望于王洪文,把这个年轻人提拔为中央副。谁知王洪文到了,就被、张春桥、姚文元拉了过去——他们本来就是一伙。

 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央副还不到一年,已经察觉了王、张、江、姚的不正常的活动。

  1974年7月17日,当着中央局委员们的面,指着说:“她算呢!你们要注意呢,不要搞成四人小派呢!”

  最初称他们为“”,显然是一个不恰当的名词。因为“”带有鲜明的地域概念,容易造成混淆,把在上海工作的干部都算进“”;再说,有了“”,就容易引出“帮”、“山东帮”、“广东帮”之类,更会造成混淆。

  另外,“”给人的印象是由上海人组成的帮派,而是山东诸城人,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,王洪文是人,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──他们四人之中,无一上海人。除了姚文元能操上海话之外,王洪文、张春桥、连“阿拉”都不会说。他们只是在上海生活过,或者原本在上海工作。所以,称他们为“”,并不太确切。

  显然发觉“”一词的涵义不准确,所以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央局会议上,便改称他们为“”:“不要搞‘’,你们不要搞了,为什么照样搞呀?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搞团结?搞少数人不好,历来不好。”

  从此,、张春桥、王洪文、姚文元这“四人小派”,便被称之为“”。

  当然,在、张春桥、王洪文、姚文元的人生道上,上海的一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。“”曾一度被称为“”,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“”起飞:

  蓝苹的成名,便是在上海滩,她的“样板戏”,她的《海瑞罢官》,都是以上海为才搞起来的。

  “狄克”——张春桥钻入左翼作家阵营,也是在上海滩。后来,就任《解放日报》社长兼总编,出任柯庆施秘书,直至解决安亭事件,发动“一月”,都是在上海干的。

 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,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,他成为“工总司”司令,都是在上海。正因为这样,在十大召开时,张春桥握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:“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!”

  至于姚文元,他1948年,1957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注意的《录以备考》,他写那篇全国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,都在上海。

  、张春桥在20世纪30年代都生活在上海。据沈醉回忆,他在《大晚报》副刊主编崔万秋那里,既见到过穿蹩脚西装的张春桥,也见到过殷勤倒茶递烟的蓝苹(即)。当然,那时候的蓝苹是否与张春桥有过来往,就不得而知了。

  接着,张春桥与姚文元相识。他们在上海当时都住在香山。先是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,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上海卢湾区团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,在他把持的《解放日报》上接连发表姚文元胡风的文章,张姚有了交情。此后,姚文元与张春桥有了诸多接触。

  为了抓样板戏,在1963年从前来上海,上海市委柯庆施派出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,于是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。

  为了《海瑞罢官》,要在上海寻找“笔杆子”,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,于是江、张、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。此后,江、张、姚都进入中央小组,任第一副组长,张春桥为副组长,姚文元为组员。

  1966年11月,“上海工人总司令部”在安亭拦截火车,造成京沪线中断。张春桥从飞往上海,赶往安亭。在那里,张春桥结识了“上海工人总司令部”司令王洪文,给予“鼓励与支持”。

 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央局,成为中央副,为了共同反对、,王、张、江、姚终于结成“神圣同盟”——“”。

  那么,四人结成“”,是不是从在1974年7月17日中央局会议上第一次“四人小派”算起呢?

  以为四人结成“”,应该从王洪文进入中央局算起:在四人之中,王洪文最后一个进入中央局。

  当然,在王洪文进入中央局之前,已经与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紧密,但是,那不能说已经形成“”。“”,应是指中央局委员中的“四人小派”,所以应从王洪文进入中央局算起。

  王洪文在1973年8月31日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,当选为中央局常委、中央副。所以,“”应从1973年8月算起。

  王洪文并不是刚一进入中央局,就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结成“四人小派”。“”的形成,有一个过程:从王洪文进入中央局起,逐渐与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结成“四人小派”。到这“四人小派”时,表明“”已经正式形成。所以,“”大体上形成于1974年。

  在笔者看来,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,也许比较妥切:从王洪文进入中央局之后,开始与、张春桥、姚文元在中央局内形成“四人小派”,亦即“”。

  不论这三种见解如何不同,但是都一致认为,在1973年8月底之前,亦即王洪文进入中央局之前,还没有形成“”。

  接下来,书归正传。让我们循着“”每个的初起、发迹,以及如何,一时,最后的轨迹,回顾“”的兴亡史。首先从“”的第一号人物讲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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